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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他对祖国对民族有着一种大爱

日期:2015/09/22|点击:182

        我从80年代后期开始跟着张院长做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过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
他们无不对张院长充满崇敬之情,而且大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崇敬是发自内心的。作为有名气的外国学者,他们通常不会没有原则地捧一个中国学者。作为能够近距离接触张院长,能够直接观察他为人为学的晚辈、下属和同事,我时常想,张院长有那么高的社会声誉,受到人们那么由衷的尊重,根源到底在哪里?
  我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治学方面,张院长有高远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方法和科学的治学路径。他有着对学术的敬畏,无论是在华盛顿大学做绅士研究,还是回国伊始不受重视,只能从事外文翻译——中美建交的时候从事尼克松资料的翻译工作,后来从事洋行资料的翻译,以及后来社科院的很多外文翻译方面的工作——事无巨细,都极其认真。二是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无论他做社科院的院长,社联的领导,还是人大代表,都是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做的。傅高义先生曾讲到,上世纪50年代末,张院长放弃了海外的终身教职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学术敬重和社会地位。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听到张院长有任何抱怨,外人问及此事,他总是微笑着说“不算什么”。我觉得他对祖国、对民族有着一种大爱,尽管有这些遭遇,但是他从不提及,这是很了不起的。第三是待人有君子之风。在大家这一辈人心目中,张院长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爱护年轻人的形象。最初我跟张院长一起工作时,只是协助他做一些组织工作,然后是编辑、编委,后来是副主编,再后来张院长提出要大家挂名做主编。他自己在推功,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和大家合作的很多老先生都是很有个性的人,协调起来比较困难,张院长总是亲自协调。有些老先生讲话不是很有礼貌,张院长从来都不计较。这样的胸怀,非常难得。分稿费的时候,张院长总是说,你们多拿一点,你们需要钱。这使大家很感动。退休后,张院长年事已高,但他常常到我办公室,递给我许多研究材料。他告诉我说:“办公室里的书,你看中什么就拿去”,而且是送给我的,并不是借给我看的。他发现了什么书对我的研究有用也会及时来告诉我,我现在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便是张院长送给我的。这样的关爱太多了!长者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帮助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不是亲历过、共事过的人,很难有这样深切的感受。
  有的人知识大脾气大,有的人知识小脾气大,还有一种人是知识大脾气小,张院长是知识大没脾气,这是最难得的。2004年,张院长被评为上海社联第一届学术贡献奖,直到今天,大家都认为这个评奖实至名归。无论立言立德立功,张院长都当之无愧。感谢市社联为上海学术界树立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榜样。

文字:熊月之|图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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