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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礼口述访谈:我的学校生活与教研生涯

日期:2015/09/24|点击:205

  

[整理者按]本次专访于20042月在张先生办公室进行。为便于阅读,整理时略去采访者问话, 以被访者回忆录形式发表于《史林》2004年增刊。

一 从和安初小[1]到南模高小[2]

    我读初小是在和安小学,高小转学到南洋模范附属小学。那个时候我家住在新闸路成都路,和安小学就在成都路上。它原来是一个民办学校,校长是个老教育家[3]。学校改为市立后,市教育局派下来一个新校长,是国民党的人。当时学校里有些老师不赞成,为此还闹过一点风潮,顶了一阵子。当然没有用。新的校长来了以后,有的小孩子听说老师反对他,就支撑老师,用小的石子去扔他。还停了一阵子课。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小学,亲眼看见的。因为小学生年龄太小,那个校长并没有处分他们。这个风潮大概至少延续了几个星期,我那时虽然人很小,印象却是很深的。

    我进小学的年龄比一般的小孩子要小。一般的小孩进小学是实足年龄6岁,我是虚岁6岁,实足年龄只有5岁。而且上小学以前我没有进过幼儿园[4],一下子就进小学,缺乏一个过渡。好在我比较喜欢读书学习,并没有感觉什么不习惯,但有时候毕竟稍微有点困难。特别是刚开始读一年级的时候,好像有点跟不上。我的老师了解情况后,有时就特地在放学以后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进行专门辅导。这位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和安初小四年毕业后,我转学到了南模读高小。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是考虑南模教育质量比较高。印象中,当时转学好像没有参加过什么转学考试。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学校的课程安排有的是统一的。有些学校,尤其是名校,质量确实高一些,课本还是一样的,主要是教得不一样。所以学生转学一般没有太大的不适应。我在南模的时候,南模校园就在交大里面。因此交大有些活动大家小学生也有可能看到。例如足球比赛,大家都可以去看。记得有一次暨南大学和交大举行足球比赛,输掉了,给暨南大学踢了个100。队员不高兴了,差一点打起来。结果大概没有打。这个印象比较深。小学生和中学生、大学生都在一个校园里, 现在这样的学校恐怕不大有了。

南模是住宿学校,学生回家次数比较少。几个星期回家一次我倒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往往是我家里人周末到学校来看我,不是我回去。和我同一宿舍的同学,他的父母经常来看望他。我就不一定,因为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母亲根本不来校,父亲来得多些,有时是哥哥来[5],但他们也要隔一两个礼拜才来一趟。刚开始住校的时候,见到周末人家家里有人来,我家没人来,不习惯,还哭了。后来当然渐渐也习惯了。在住宿生管理方面,南模的确比较严格。平时学生不能随意出校门,只能在校园里玩玩,锻炼锻炼,例如踢踢小皮球等。学校对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注重,要求学生自己的毛巾、袜子等自己洗,重的、大的衣服和被单等由家人带回去洗,洗干净再带来换,不来就没有洗换。

    南模的班级规模不是很大,班里学生不是很多,一个班级一般不超过40个人,大多数是30多个。教室比较宽敞,房间比较大。我记得高小就是一人一个桌子,每一列之间都有走道。教室里面有没有专门给学生写写画画的小黑板?记不起了。学校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放书的地方。

 

二 工部局育才公学[6]: 跳级读初中与高中毕业考第一

 

我在南模高小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半年左右吧。因为“一二八”战事爆发,南模又实在距离我家比较远,家人探望不便。育才公学就在山海关路,离我家比较近,它也办有附属高小,质量也不错。所以我便从南模转学到了育才,打算在育才完成高小学业。后来校方认为我成绩优秀,决定让我跳一级。这样我高小还没有毕业,就直接读初一了。前面提到我进小学已经比一般小孩早了一年,这样一跳级,造成中学时期我与同学的年龄差距更大了,同班同学总要比我大几岁。甚至有的大龄同学在初一都已经结婚了。当时学校在学生入学年龄管理方面比较有弹性,没有过于硬性的统一规定。

育才在座位安排方面主要是根据年龄和身高,尤其是一般教室,因为这些教室的课桌椅都是一样高低的。年龄小的坐在前面,年龄大的、身材高的坐在后面,看黑板就不会被前面人遮住。那时近视眼比较少,坐在后面看不清黑板的问题一点不严重。由于我年龄比较小,所以向来坐在比较前面,老师一看就看见了。育才还有一个阶梯教室,专门用来上物理化学课,老师在下边做示范实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能看得见。作为工部局所设学校之一[7],育才的办学条件很好,其教师的收入在当时上海中学当中可能是最高的,甚至比华人自办的一些小大学的教师工资还要多一点。有的外国教师还有汽车、房子等。因为工资高,所以育才的师资质量也比较高。中国教员中,有的曾经教过大学,有的是留学美国的,读过几年硕士的也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育才的英文在中学校里是一流的。大家初中毕业的英文水平相当于一般的高中程度,两者之间要相差3年。到了高中阶段,大家都是直接看英文原版书籍了,如《金银岛》、《双城记》等等,一般学校的中学生是吃不消的。那个时候育才等工部局中学英语水平确实比现在的高,这是由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能对现在的学校要求这么高。

    作息方面,上午休息一次。休息之前有两节课,休息之后有两节课。休息时间比较长,有20分钟。每一节课大概在3刻钟左右。高中、初中都是这样。打铃安排在开始上课和休息的时候以及最后结束的时候,两节课中间是不打铃的。但是那些老师一般都掌握得很好, 只有个别老师拖堂。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教大家中文的老先生,到了他上课的时间,教室里面一个外国老师讲不完,还要讲下去。他就不等在外面了,而是走进教室站在旁边,等着那个外国老师下去。因为这是他的上课时间。结果那个外国老师只能快点结束。在课间休息那段时间,同学一般要离开教室出去活动一下,有人愿意留在教室里好象也可以。休息时间学生自由活动,老师不管。好像也没有听说因此发生过什么伤害事件。那时学生少,整个学校才三百多人,中学6个班级,加附属高小2个班级。每年不会招太多新生。特别到高年级的时候人更少了,只出不进,插班是插不进去的,一方面是校方不欢迎、不接受,另一方面高年级再到育才插班的确也很难跟得上。早晨没有升旗仪式,但是全体师生要聚一下, 好像是不成文的规矩。有时早晨聚会时校长会来训话。校长不来讲的时候也要排队聚一下,一个一个班级按照顺序,由班长带队走进教室,每天这样。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很规规矩矩的。齐步走的时候,都很正规的。

班长一般来说学习成绩比较好一点。班长的产生方面,老师有点启示,也有同学选举,两者结合。班长也可以换,不换的也有。有的学生确实是考试成绩一直很好,人也不错,大家没有意见,就一直连下去。班级里除了班长,没有其他学生干部,像那个课代表啊什么的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学校和家长的联系。所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代表毕业班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就说学校领导跟家长的交流、联系很少,应该改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事先我和同学们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讲完以后,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工部局外籍教育处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讲得很好。但校长不高兴了, 他说你怎么早不跟大家通通气啊。现在想想也是,一般毕业生嘛在毕业典礼上总是讲几句好话,感谢老师,感谢校长。哪有像我这样讲的,何况还当着学校行政领导——工部局教育处长的面,事先也没有与学校领导通气。尽管我总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毕竟还是让校领导很被动、下不来台。结果大家整个班级的毕业证书都被扣压了一阵子。当然后来还是发还给大家了。他不能不给大家,否则要影响大家考大学、找工作。这件事可以说是我作代表反映群众意见的第一次实践。

    毕业典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推荐原来的那个老班长作为毕业生代表呢?因为我到了最后毕业考的时候考分比较高,超过了老班长。本来他一直考第一的,结果我变成了第一,大家就叫我作代表了。从毕业典礼前全班同学商量给校方提意见这件事,可以看出大家这个班级开始有点逆反心理了。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还有很多。例如有一次,刚巧是五卅运动多少周年纪念,一个学生就写纪念五卅的作文,批评英国。教作文的那个英国老师看了之后大发脾气,把这篇作文撕坏了。结果引起大家全班同学一致抗议,英籍校长也出面批评那个英国老师(那时育才是中国人当副职)。那个英国老师自知理亏,后来只能将作文还给了那位同学。还有一次,大家班里有一个学生,就是那个原来的班长,他是杭州人。因为年龄比较大,还没毕业,父母就要他结婚。大家全班同学瞒着校方,都去杭州参加他的结婚典礼,没有一个人留在教室上课。等校方知道时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大家觉得自己又不是做坏事,就是去杭州参加一下同学的婚礼,婚礼结束大家就回来了。而且第二天是周末,脱掉一天课,可以利用周末时间补回来嘛。要是事先请假的话,学校肯定不会同意的,那大家就去不成啦。

所以大家就来个先斩后奏。这些事情反映了大家这个班级同学一定程度上的逆反心理,但是大家平时一般都很遵守纪律、显得好像很规矩的,谁也没有想到大家竟然会为了参加同学的婚礼集体逃课。等大家回来,老师和校方也没有办法了。这件事情没有把大家怎么样。

    我从小比较喜欢玩,在育才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放学就在家里附近踢小皮球。初中时我成绩还不突出。我同班一个同学,就是那个老班长,从一年级开始成绩一直是第一名, 结果到了高中最后毕业的时候,被我超过了。我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发力的,小学、初中的时候喜欢玩。喜欢玩有一个好处,身体比较好。我的哥哥、妹妹都是生了肺病的,我在他们中间没有被传染到。这和我小时候喜欢玩、身体底子比较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就是从学校到家里,从小用功读书、不喜欢活动。后来我的妹妹因为肺病,刚进高中就去世了。我哥哥总算病情发现得早,救过来了。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后来我在圣约翰大学一开始选择读医预科,和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育才中学里没有选修课,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到。考试平时也有,作文经常就在课堂上当场做,不带回去。包括数学什么的有时候也是当场做。先生教一课,下面学生当场做,不要大家在家里做。这样老师可以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学生的书包也不会装满作业带来带去地很重。即使有些回家作业,大家也都是自己做,自己磨练。因为平时一直自己独立完成作业,习惯了,所以对考试就不觉得紧张,期中、期末考试感觉和平常一样的,没有什么紧张。不紧张嘛反而好,确实能考出水平来。平时真的学了本事,考试时当然能够拿得出来。如果有的地方勉勉强强的好像会了,考试一紧张,反而倒不会了。

作文除了平时写,毕业的时候也要考。我记得高中毕业会考的时候也要考作文,考察学生的中文水平。作文主要是用白话文写的,有一点文言文,自然地运用到文章里。平时上国文课主要是做作文,古文也照样要读的。记得国文老师让大家做过的国文题目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四书五经,大家都是在中学里读的。所以古文虽然不是我的特长,但至少当时教书的先生中有的也是前清的秀才什么的,可以直接受到一些传统学问的熏陶。英语课平时就是用英语讲授的,所以毕业考没有专门的听力与口试主要考英语作文,也有阅读理解、问答题等等。关键看你读得懂读不懂。老师看得出来,如果根本没有读懂问题,怎么会做呢。读高二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高二、高三一起参加数学考试,结果我超过了高三的人,得了第一名,拿到数学奖。到了大学里,数学也是我的选科之一。

中学毕业的时候,先是学校考,再是工部局的四个中学一起会考,还有教育局组织的全市会考。总共要三考,但是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这三个会考是有区别的。工部局的会考比较注重英语,而且面比较广,要考78种课,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中文、英文都要考,要考几天。我大概78门里边,大部分成绩都是优秀,总的考试在自己学校里是最好的,大概说不定分数也是最高的。教育局组织的会考是以中文为主,考的门数反而没有工部局的中学会考这么多。育才学校自己的毕业考试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反正高中三年上的课都要考。总计中学毕业要考三次,次数是多,但是学生并不觉得有什么样的负担。平时就比较习惯了,每个学期每门课程结束之前总要考试,习惯了就无所谓。

总的来看,中学阶段大家读书、考试没有什么紧张,活动机会也很多。有时候大家走出校门去参观工厂,有时候工部局乐队到大家中学来表演,先容一些初步的、浅近的乐器常识,等于是音乐常识启蒙。也有体育课。课外作业不是很多,差不多每天大概花费1个小时吧。有时候我自己还喜欢去杜美路(今东湖路) 杜月笙公馆(现东湖宾馆) 附近的一个影片院看看外国原版影片,欣赏了影片,又提高了英语水平。因为那个时候原版影片下面没有任何中文字幕的,所以对于英语听力的提高确实很有帮助。

在外国的中小学里,学生教科书是各年级同学连下来使用的,书上不准许乱划。有的教科书隔几年后有点变化,新的教科书再一个一个年级地传下去。育才也是这样做的。育才的教科书,纸张、装帧都是很好的,初中开始就是用的精装本,学生对书籍也比较爱护。已经读过的教科书,不需要了,就传给下一个年级继续使用。当然隔几年也要换,新的教科书也采取各年级流传使用的方法,用几年都可以,充分利用。不大有人把学过的教科书放在家里留念,不给人家。这种教科书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学校提供的,没有叫学生出过钱,所以实质上不是他自己私人的财产,是学校的财产。学生上学只交学费,没有另外的教科书费用,实际上包括在里面了,没有一项一项加起来的。 所以学费高一点。可能那些私立的学校不是这样,学费比这个低多了,但书费另外算。外国学校中小学很多都是像育才这样的,它没有另外的费用,都包括在学费里面了。

30年代育才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40元,一般普通中学的学费一个学期只有20多元,30元不到。当时米只有5元钱一石。可见育才的学费是比较贵的。部分学生家里很有钱。晚上放学的时候,校门口外面停着很多私人汽车。杜月笙的几个孩子都在育才读的,他们上学、放学来去的时候身边还有两个保镖陪着,怕被人绑架。实际上没有出这种事情,没人敢绑他们。平时他们这些人跟一般同学也来往。记得他的第二个胖胖的孩子,反正身边的零钱多了,休息的时候经常到学校小卖部买汽水,一瓶一瓶给同学喝,喝的人很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值钱。有时他还会把汽水撒到人家身上去玩,一半吃,一半被他浪费掉了,他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家有钱,也不在乎。大家这些学生比较节约,不会去随便买什么零食。口渴了大家就去喝沙滤水,育才中学每一个楼面都有沙滤水,喝水很方便。

    那个时候大家中午不在学校吃饭,大部分时间都是上半天课,打仗了嘛,从原来的校舍搬出来了。上课上到一半拉警报的情况比较少。刚开始的时候出过一点事情。包括国民党方面的飞机也来过的,有一次在大世界扔炸弹。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撤退以后,反而没有事了,他们的飞机也不来了。战争期间的心理恐惧,当然有一点,不过还算好,大家学校是在租界。所以总的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三 圣约翰大学[8]: 从医预科到经济系

 

1937年,我从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正好陈光甫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到育才招人,我就被招去到它的虹口支行工作。不久“八一三” 打仗,银行就撤退了。虹口支行不能恢复, 我也就不待下去了。刚巧那时圣约翰大学招生,本来照理已经开学了,不招生了。因为打仗, 招生时间推迟了,所以我还来得及去报名。如果不是战争,我可能后来不一定进大学读书学习,而是中学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了。

约大的入学考试有英文,中文也要考的。约大中文课也有。但除了中文课之外,其他的课都是以英文为主、用英文讲的,即使是中国老师,也是用英文讲。英语课教材有世界名著选读,教材有正式出版的,也有约大老师自己加的。老师额外增加的部分有的是自己印的,有的是要学生抄一点,或者要求看一点原版外国文学作品,自己去找。约大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象大家这样中学里就习惯直接英语教学的学生,对于大学的英语课学得比较轻松,巩固一下也有好处。有些中学来的学生英语程度不怎么样,对于他们来说,学习英语要花费更大的工夫。约大的中文课都是用中文上的,中文老师即使会说英语,也用中文上课。比如大家的中文老师黄嘉音,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教现代文学,先容新的文学流派和作品。虽然他英语说得很好,还是用中文讲课。我从中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双语教育,特别是有些课程由外国教师直接教学。这样的英文学习和训练,给我出国留学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可以直接进入专业学习阶段。不像有的学校毕业的学生,英文没有过关,到了美国一下子不能适应,说不来,听不懂,还要先花半年、一年去读语言。大家已经习惯了,语言上占了优势。

我的大学时期有些特殊情况,开始两年,没有在万航渡路原来的校舍里边上课。因为学校挨了两枚炮弹虽然没有大的损失,但是不安全。所以头两年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后称大陆大楼,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所在地) 上课,两年后才回到万航渡路老校舍。在慈淑大楼上课时,大家都没有办法住校。后来回万航渡路校舍,我也没有住校。校方不要求学生一定得住校。因为学生比较多,学生都住校的话住不下。住宿的条件倒是不错的,两个人一间,蛮宽敞。我每天乘公共汽车到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 前门,然后绕着公园走到学校。也有同学专门买了门票从公园里穿过去上学,这样可以少走一点路。

圣约翰这个大学学科是比较全的,有工科、理科和文科。有些门类是特别的,如神学院, 但是它的学生很少。医科是圣约翰的强项之一,加上前面所述我兄妹曾患肺结核的事,使我对治病救人的医学深感兴趣,所以一开始选择读医科。后来发现医科课程比较多,如第一年医预科课程以理为主,物理、化学、生物等都要读。除了上午上课,下午还要做实验,自己看书只能安排在晚上。而我晚上是要到邮政局去工作的。因为大家家兄弟姐妹比较多,父亲虽然薪水在职员中比较高,孩子一多,家庭经济也有些紧张。所以我就考了邮政局,晚上在那里工作,白天到约大读书,等于是半工半读。邮政局有的老先生不愿意晚上工作,他就专门白天上班,我就专门做晚上的工作,很辛苦。我从中学毕业开始就一直在工作,没有停过。

那时候年轻,辛苦些身体也撑得住。但是如果继续读医科的话,时间上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所以我第二年就正式转到经济系,这个系也是圣约翰强项之一,不过它的课程不象医科排得那么紧,这样我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安排工作与学习的时间。而且经济系也实行学分制, 我在一年级上过的课它都承认,学分都算。当然比起从一年级就开始读经济系的同学,我付出了更大的努力。

当时转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约大学生想转系完全可以提,学生在学习上有一定的主动性。学校还实行学分制,希翼学生涉猎的面广一点,和现在一些大学不同。当时我的主科是经济,副科是社会,实际上我选修的面相当广。历史我也学,商法我也去学,社会学我也去学一点。甚至宗教课我也上过一个学期,尽管到了大家读大学的时候,约大的宗教课已经不是强迫的、必修的。这样广泛地涉猎各门课程,给我打下了比较广泛、扎实的常识基础,形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眼界,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譬如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9],我的本行是经济,以经济为主的。但是我分在科教文卫体小组,对很多相关问题都要关心、思考,提出建议。我一共提了61个提案,涉及教育、学问、经济、司法、社会等各种问题。

在大学里我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 不会跳舞、从不跳舞。圣约翰大学不会跳舞的学生屈指可数。尽管学校里有交谊室等,提供社交、跳舞的场所。但是我晚上都要出去工作的没有时间学跳舞。到了美国以后也没有学会,到现在也没有学会。没有这个时间。约大有的校友并没有毕业,现在大家也承认他们是校友。大学里是学分制,读满多少学分、及格,就可以了。有的同学没毕业就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了,或者是读读跟不上,离开了。总的来说约大是宽进严出。现在美国也是这样。

约大同学中后来在外交界的也有,像梁于藩,曾经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现在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顾问,他曾经担任过约大前一届上海校友会的会长。当然同学中在工商界的多一些。像荣毅仁。不过荣毅仁读书的时候本来倒是历史系的,结果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参加了他父亲的事业。还有经叔平,上一届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的主席,现在是民生银行的行长、董事长,也是北京圣约翰校友会的会长。刘鸿生的第二个儿子刘念慈,也在圣约翰读过书。刘鸿生自己在校读了两年,后来捐钱造了学校的交谊室(就是原来大家新普京图书馆的一部分)供大家打篮球、搞体育运动,也可以开会,开舞会。大家那时还有六三楼、罗氏图书馆等等。这些老的建筑现在基本上还保留着,后来插了一些新的建筑。校园里原来还有个小礼拜堂,现在不知拆掉没有。这个如果拆掉了真可惜,应该保留的。有的东西是损失了。例如校园进口处本来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树,“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因为有的人不懂,施肥施得太多,把树给烧焦了,很可惜的,几百年的老树啦。当时约大校园是不错的。1958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就在圣约翰的校园里开始创立,我那年刚从国外回来,就是在那里报到的,然后到经济所工作。本来圣约翰校园是由华东政法学院1952年开始接收的,后来他们学校被并掉了,大家新普京就在那里筹建。1978年华东政法学院恢复,大家就到了淮海路这里,把那里让掉了,给了华东政法学院。

约大的外籍教师除了上课,与中国学生也有一些接触。住校的学生他们接触更方便些。教师、校长都还是相当节俭的。卜舫济[10]一直到1940年大概还在校。他倒是有点先见之明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一打,他就走了,让他儿子呆下来。结果儿子吃苦了,被关到集中营去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卜舫济中文也能够讲,这么多年在中国呆下来了嘛。他还写过一部《上海史》。他上不上课我记不清楚,不过我听过他的讲话,是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他作为校长发表讲话,都是用英文讲。他有几次表现不太好,因阻止中国师生纪念五卅运动与之发生冲突,更是导致了学校的分裂,一部分教师、学生离开约大,另外成立了光华大学。但是后来卜舫济还是同意约大去国民政府登记,办学方面也有改变,例如大家那个时候宗教课已经从必修课改成了选修课。

约大同学中参加教会的不多。大家曾经在星期天去它的难民学校帮助一起上过课,好像在女中的校址。我自己是一天到晚不停的,包括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也是这样,白天教书,晚上还是在邮政局。一个人要做3份工作,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兼4份工作。从早上8点钟离开家门,到晚上10点多钟、11点钟才回家。这个也是锻炼啊,锻炼锻炼也好。后来到了美国,我晚上也是加班干。一方面,开始是靠了国民政府的考试过去的,这样自己支付的费用比较少一点, 旅费什么的可以用官价兑换,与黑市价相差起码一倍。一到了美国就发现可以申请奖学金, 我就申请,通过了,所以学费从来不用自己交。隔两个月后,华盛顿大学的远东研究所要扩大,专门有项目,我就参加了,等于也是半工半读,差不多有半天要在研究所做点事情。到了第二年,我很快地硕士毕业以后,他们要留我下来,一边读博士,一边工作,读书时间稍微拖长一点。所以我博士读了5年。1947年拿到硕士,19481年开始读博士,1953年拿到博士学位。我在美国的学习、工作机会和中学、大学打好的基础很有关系。后来我教书、做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英语,这和我的英语基础有关; 我写的书中统计表格很多,这和我的数学基础有关。中学、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四 单车骑行,一日数校兼教职

 

我最早开始出去给学生上课是高中毕业之后。第一次出去上课没有什么紧张,自己觉得有信心,因为学生都很安静,对我讲课都能够接受。我的胆子应该说是大的,什么事情都敢去闯。在国外也是这样的。上海的一些小学、中学、大学,我都教过,有时候去夜校,有时候去职工夜校,有时候去难民学校。抗战当中,上海一度成为孤岛,租界里的人反而多起来了,也有很多难民。给难民上课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教材,有的时候就是自由地讲。当时租界外面在打仗,租界里面大家还在讲抗日的精神。实际上难民学校举办者倒也不一定要我这样宣传,是我自己结合形势发挥,孩子们也很喜欢听。

我从中学毕业开始,经常晚上工作到很晚。白天教中学,大学毕业以后大学也教,像打浦桥那里的上海法政学院[11]我曾经去教过英文。有的时候一天要教3个地方的课,从早晨、下午一直到晚上,回到家里就是睡睡觉,连吃饭也在外面。我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没有自行车,一天要跑3个地方上课根本来不及。你想,我住在虹口,市西中学[12]在愚园路,上海法政学院在打浦桥,育才、格致[13]在石门二路。当时是非常时期,像格致、育才两个学堂并在一起上课,所以我有这个条件,上午在这个学校教,下午在另外一个学校教。时间排得很满, 中午没有午休。有的时候,我中午还要到无锡国专[14]去。我帮他们管帐,管会计。那个时候,胡曲园、蔡尚思,都在那边教书,他们的工资都是我开的。我一般都是中午到那边去,一边吃饭,一边做帐,做得很快,那个时候做帐简单。他们学校另外有一个事务员。如果我不在校的时候教职员工要领工资,我就托他把钱发给他们。工作节奏快,所以没有自行车来不及啊。有段时间,我还兼过正中中学[15]的课(当时和无锡国专在同一幢楼里)。确实很辛苦,但是我身体好,也不觉得特别累。我初中的时候经常踢踢小皮球什么的,很有好处。我的视力是到了高中才开始下降的,因为那时开始我读书比较多些。不过我的近视度数一直维持在4 0度,到美国留学也没有加深。那个时候, 同学当中近视眼不多。

大学毕业以后,我主要是在格致中学教书。那时格致是市立学校,市立学校的毕业典礼有时市教育局长甚至市长都会来参加的。记得1946年吴国祯当上海市长,他到大家格致中学来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我有这个印象。在典礼讲话中,他大骂米蛀虫投机,大概那个时候刚巧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所以就那么说了。吴国祯来校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保卫人员?还算好,没有觉得,没有注意。我在格致中学教了5年多书。记得一开始轮到我担任晨间值日时,因为刚到学校当教师,我吹哨子的动作不大熟练,结果哨子掉了,要到地上去找,同学们却没有一点哄笑,真好。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很好。格致的英文程度也是不错的。现在一般情况,中学的英语教材能够从报刊里面选材已经不错了。大学和研究生英语教材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对一般的高中生,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一点。

抗战期间大家学校里英语课照样上,没有停。原来的其他课程也基本没有变,就是增加了日语课。时间方面由别的课调剂一下,个别的课压缩一下。日语教师由汪伪政府派的一个日本人担任,老师、学生都要学日语。那是我第一次上日语课。那个日语教师年纪比较轻,一面孔笑脸,他也不谈政治,反正就是教日语,从五十音图开始教起。他中文也懂一点。那个时候大家当然不大愿意学日语,因为不是和平时期、两国关系平等状态下,而是你日本人侵略大家国家。他虽然没有讲强迫大家学日语,实际上等于有那个意思。所以大家中国师生都不愿意学。加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要考日语,老师不考,大家这些老师的日语就更学不好了。那次学日语我没有学好。后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学了德语、法语、俄语,也学过日语。那时日本已经沦为战败国,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我来说,那时学

习日语和学习其他语言一样,是为了学术研究的自觉需要,学习起来感觉大不相同,效果当然也要好得多。

到美国留学之前,我还到市西中学教过半年书。实际上我是从市西中学出去留学的。那年市西中学刚刚创办。因为国民党上海市的支部派了一个人来做格致中学的校长,大家对国民党校长的管理不大习惯,我就和一个教务处的主任一起带着一批学生跑到市西中学去了。当时我在格致除教学外,还兼总务主任。大家两个主任都跑了。大家觉得市西中学的创办人赵传家[16]是真正办教育的,他在美国读的教育硕士,教育观念比较开明,大家愿意到他那里去工作。那时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如果要离开一个学校,手续并不烦,简单的很。我当时跟校长讲,我通过了留学考试,马上就要出国了,需要时间作些准备,所以想离开格致。校长同意,就行了。实际上我走不了,没有那么快,还要办理手续什么的。我之所以那样讲不过是找个理由而已。

国民政府的留学考试一共举行过2次,1944年一次在重庆,1946年一次在上海[17]。我参加并通过的就是在上海的那一次。那个考试都是在报纸上公布的,愿意去的自己报名参加。报名要不要钱?印象里没有交过什么钱,要什么钱啊。你要张表来填好,带了学历证书去就可以了。考试地点在震旦大学[18]。我参加的几次考试都在震旦,很巧的。邮政局两次考试也在那里,就是现在的二医大,那两次考试我都考了第一名。震旦的礼堂很大,可以容纳很多人。留学考试有上千人参加。因为这一块附近几个省都到上海来考,它在全国一共只有几个点,华东地区就设这么一个点。我还算手续办得比较快的,1946年夏天参加考试,1947年初出去留学。本来1946年当年就想走,没有成功,实际上哪有那么快的。

 

五 美国留学与教研: 华盛顿大学十二载

 

留学考试通过后,我申请了美国的3个大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华盛顿大学, 还有一个是科罗拉多大学。他们都要我去。市西中学的校长赵传家是科罗拉多毕业的,他先容我到科罗拉多去。相对来说哥伦比亚大学和科罗拉多两个大学比华盛顿大学要大一些, 本来我也想到那两个大学去。因为时间上稍微迟了一点,没有去成。我是19472月初出发的,当时没有飞机,只能乘轮船,到美国去单程要花3个星期。等我到了西海岸旧金山,已经快2月底了,那两个大学已经开学了,结果我就到了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虽然相对小一些,它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学制比较灵活。它实行quarter system(学季制)不是semester system (学期制)quarter system (学季制) 是一个学季一个学季上课,一年分4个学季,2月份去也不要紧,4月初新学季又开始了。夏天你要上课也可以。这样毕业就快了, 反正是学分制啦。所以我硕士课程完成得比较快。当时和我一起到华盛顿大学学习的还有另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在美国转学是比较容易的。先由转学者自己提出申请,然后引导老师同意。其他很多问题,学生也有很大的自主性。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自己选择的,后来很多奖学金[19]也是自己申请的。留学生的自主性非常重要,自己要了解各种情况。我的奖学金申请被批准后,学费问题就解决了; 以后再参加半天工作,生活经费也比较有了着落。我这个半天工作实际上是相当好的, 是在学校里面做research  assisant (助理研究员) 跟着一个教授,这样工作可以和我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个和我原来在中学、大学期间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经历也有关系。本来我一向就是这样的,比较习惯快节奏与高强度的工作。当然也要有机会。那时华盛顿大学刚刚要扩大它的中国研究,我恰恰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者。

我读硕士不是以经济史专业为主的,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改组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议》。经济史是后来读博士加上去的。因为可以和工作结合,和博士论文结合。博士学位拿到后,我曾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过4年书,主要讲授4门课程,一门是经济学原理上大课; 一门是美国的工业结构, 一个中国人去讲美国的工业结构(原来我学过这一课程)一门是远东经济问题;一门是中国经济史。

美国的教授分为3: 助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实际上它对副教授已经要求比较高的了,要求出版过2本书,出版过1本书可以评助教授,这个助教授等于大家的副教授。所以做到他的Associate  Professor已经给你tenure了,意思就是他不会随便辞掉你了,除非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就叫终身教授。我回国时,已经是终身教授了。  

那时回国是因为中国解放了,还有一个原因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准备呆长的,我的打算是硕士两年读完就回国。结果有了这个读博士和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我就待下去了。一呆下去嘛,已经解放了。在美国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也是有的,就是不大迅捷。《华侨日报》等报纸能看得到。为什么没有想留在那边?我去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留。当时我的1个孩子留在上海我哥哥那里,就是想不久还是要回来的。硕士毕业之后1948年我回来过一次,回来把爱人和大女儿一起带过去,小的女儿太小了,只有2,带出去不方便。而且美国方面的要求也多,多带一个人,要求保证金多少多少的。我想去两年就回来了,哥哥就同意由他帮忙管这个孩子。所以12岁的孩子留在上海,带了一个5岁的孩子去。结果一呆下去又是10年。我一共实际上在美国待了12年,1947年初出去,到1958年底回来。

在美国上课、生活全都用英语,但是我中文还算没有全部忘掉。我研究中国的历史,清代的历史。备课有的是自己本来读过的、熟悉的课; 有的是要创新的。比如中国经济史,本来是吴大琨(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教的。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美航运已经不通,他通过英国、苏联等地绕道回国。他离开美国后,这门课空了一年。以后我再接上去,把它承担下来。一个学季我一般上一门课。除了上课,自己另外还要做研究,我在做研究方面花的力气最多。我做事是加倍的,晚上有的时候工作到1112点钟不稀奇的。我习惯了。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较好,那个时候研究生不多,经济系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几个人。研究生不多,使用图书资料方面就比较有利。大家的研究室很大,放六、七张桌子,我和吴大琨还有其他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吴大琨回国以后,有一段时间,那么大的研究室里就是我一个人。这个研究室有一扇门可以直通学校图书馆,我查资料就方便多了。图书馆的那些中国资料,包括好多地方志啊,家谱啊,以前没有什么人当真去用过。我就在那里耐心地逐一查阅,获得了很有价值的史料。美国对于社会科学类博士的要求很严格,攻读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规定是3年,社会科学类博士一般要花5年。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博士论文的资格。这些考试是非常严格的。记得我曾有一门科目当时老师认为还不能够通过,我有点想法。那位老师说: “你不要觉得有什么压力,在大家美国,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之所以作这么严格的规定,就是要让人知道, 在美国读博士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博士的质量是很高的。”当然4个月以后我那门科目顺利通过了,然后就开始着手做博士论文。相比之下,大家现在博士、硕士太多了,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对质量会有影响。

其实,机遇要靠自己抓住,抓住机遇以后要苦干,要有信心。比如当时我做中国绅士的研究,估算绅士阶层到底有多少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一步一步算上去,有的时候缺半步不行呀,开始想不出,搁一搁。隔几天再想,哎,得到一个窍门,找找什么资料,可以了。应该说我的那个博士论文选题和导师的要求有关系,但是他分了题目之后,我就自己干了。当时那边是采取合作研究的方法,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大家那个历史组不光是历史学专业人员参加,还有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有的是历史学的,有的是地理学的,有的是社会学的,有的是经济学的,是这样的合作。大家每学季总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讨论,交流最新研究的情况,其他人会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来提出意见和看法,蛮特别的。它这个叫co-op erative  project和大家现在的合作意思是两样的。它是跨学科的因为它是研究整个的社会单纯从一个方面看有的时候容易片面。你是搞经济学、经济史的,搞社会史的人看了你的文章会说,你怎么这个方面没有看到,你不全面。他提出意见,也很好。它强调合作是这样的含义。我现在的合作也是这样的,大家搞过的大的项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不都是跨学科的嘛,所以把两个所,历史所、经济所的人员组织在一起,共同研究。我强调要求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大家都做得不错。这次《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修订本,我把表格都重新剥离出来,重新排了一下,结果经济篇目一共有53张表格,每一章都有,历史篇也有27张表格,刚巧80张。我都重新编排,全书加了一个总的统计表格。有的表格原来就写“见下表”,没有标题目的,我要给它一个题目,下面要加资料来源。这些表格有的是诠释性的,有的是统计性的。我的书里都有很多表格,《英美烟企业在华企业资料汇编) (4) 20多张表格。《沙逊集团》那本也有40几张表格了。过去写的《中国绅士》也好,《中国绅士收入》也好,都有好多表格。

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前,我的导师梅服士(M ichael Franze ) 花了很大的精力,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一般学生的论著他不会这样做的当然这与书的基础好有很大的关系,费正清这样的华盛顿大学以外的著名学者都认可的嘛(华盛顿大学有个规定,博士生的论著一定要有学校以外的专家认可、推荐,认为达到出版水平,才能经过修改后正式出版)。后来我导师自己没有说,那个所长对我说: 你的导师对于你的著作费了不少精力,你看关系怎么处理比较好。我说老师的确给了我很多帮助,有的时候是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过书是我写的, 结构、内容、资料都是我自己搞的。那个所长就说: 那就让他(指我导师)写一篇导言,表示他是我的引导老师,也起了作用了。这样,总算这本书是单独署我的名字,不然就不是我独立的著作了。我的另外一本专著经赖肖尔推荐出版,也是我单独署名。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人到美国去留学,这方面就吃了亏了。我知道的一个人,本来也是大家社科院的硕士, 到美国读博士,结果他的论文被导师署名了,关系没有处理好,博士没毕业就去工作了。现在他在美国做一些管理图书的工作,和研究工作脱离了,很可惜的。在美国,这样的导师也是有的。

在国外留学尽管很忙,我还是积极参加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学会活动。1947年我刚到美国不久,12月份太平洋沿岸各州大学就联合召开经济学会,我自己跑去参加了。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是教授,研究生与会的不多。我不仅参加了这个会议,还写了一篇报道,交给吴大琨。吴大琨当时还兼上海《经济周报》的主编。这样,12月份刚结束的会,关于会议的报道在第二年1月份的上海《经济周报》就刊登出来了。我的这篇报道题目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时有些外国的教授并不否定计划经济,反而认为计划经济好。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经济类的文章。那个时候美国大学的风气比较开放。所以1949年我遇到研究生的选读课要求自己选读、写一些报告,我就跟导师讲,我想读一点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宜言》啊什么。那个老师讲,行行, 都可以。所以我是在外国读的马克思主义。后来麦卡锡主义一来,就不行了,管得很利害。战后初期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气氛还不错。华盛顿的大学里倾向于民主党的比较多。杜鲁门总统、肯尼迪(当时还是参议员) 都到大学来演讲,我都去听过。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讲自由经济,加尔布雷斯讲那个后工业社会的福利社会等,遇到这些学术大家来演讲,我都抓住机会。政治方面的也好,学术方面的也好,我都去听。所以我在美国留学不是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有些学生到了美国就是两点一线,从住的地方到学校来上课,上完就回去了。结果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说起来是留学美国,但对美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这么忙,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做助教,还抽出时间来参加各种活动。这些经历对我后来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解政治、经济、学问、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关系和帮助。我一向都是综合性的概念,读书不是一读什么就完全钻到这个专业里面。现在大学里专业是越分越细。大家读大学的时候,仅经济学就是78种课啦,有的课不需要大家上,我也去听。美国对硕士要求至少有3个方面,博士要求5个方面,常识面很广。不像大家现在就是一个方面读下去,只有专业方面读下去,没有综合性的概念。大家那个华盛顿大学开设的课程,不要它的学分我都去旁听。譬如劳工不是我的学科,我的学科中,经济学原理大家都要上,财政、国际经济和贸易、货币银行学,还有经济史。经济史是读博士加上去的,3个发展到5个。但是当时讲授劳工问题的那个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中的劳工问题专家。他来讲课,我照样去听,还不止听一门,一门是他的大课,一门是他专门给研究生讲的课,后一门课我是旁听,不要学分。这个老师他讲,哎呀,你很专心,你去报一个嘛, 再加一个学分嘛。我说不要加了,我的学分早已满了,我不要学分。但是我照样跟人家拿学分的同学一样,课外自己选择一个课题,向大家做一个报告。我去听课完全不是为了凑满学分,而是因为自己感兴趣,尽管这门课已经超过我的5个学科之外。

说到时间紧张、工作紧张嘛,我习惯了,比人家加倍努力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与我爱人的支撑很有关系。当时我应该说是全力以赴的,以后回国在社科院工作我也是抓得很紧,从早到晚完全是扑在事业上,午睡没有的。我整天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完全交给我爱人了。她牺牲了自己,让我专心工作。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点悔恨。本来,如果在美国读完大学,她也会有很多机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孩子太小。而且国外有规定的,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让他单独关在家里,一定要有人照管。所以国外大学女教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家带孩子的,在孩子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等孩子大了再出去工作。当然我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孩子看到我在家里也是不断地看书、写东西。所以我的孩子也都是很喜欢学习的,成绩也都很不错。不是我压着他们这样的,这是身教。这跟我的家庭传统也很有关系。我父亲是工部局华童中学毕业的。他进华童中学恐怕还是在清末,那个时候读中学也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孩子那么多,都是读大学的。我在家里排行第二。我哥哥一早就起来读书, 我也受点影响。父亲严嘛也不能讲怎么样严,但是还是起作用的。

 

六 精于专业、不限于专业

 

我从中学开始,已经比较综合性的、全面的看问题。对国内、国际的资讯,都开始注意起来了。大学的时候,关心的问题也是不限于专业。到了外国留学,我也是超越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我是自己后来投入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整个的世界,都想了解。不是单单一个专业,不限于专业。所以我搞经济,就不限于经济,也考虑社会的问题,考虑学问的问题等等, 觉得它们相互都是有联系、有关系的。比如金融中心的问题。最近有人提出来,金融中心要有金融中心的样子啦,主要的银行总部应该在上海,不是在你北京啊。这个话,我几年前就提出来了,早在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时候我就提了出来。我认为既然上海是金融中心, 一些中国商业银行和在华外国银行总部就应该设在上海。我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也提出这些问题。中央现在有个时间表,意思是上海到2010年或2020年,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我完全支撑。所以我关心的面是很广的。还有环境的问题,我老早就提出来了。到现在我还担任着上海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对于资源的问题, 全国的缺油缺水等等,这些问题都作为重要问题,要考虑。不光是谈上海,到北京要谈全国的。我第三次提出一号议案那次,江泽民同志还在上海他没有参加那一届全国人大,我在北京的时候参加上海代表团。他在《新民晚报》上看到记者先容我的一号议案,是关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方面的。他很重视,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已经睡下了,他的秘书贾秘书打电话过来,说是江书记希翼了解我议案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就起身,把议案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他听。后来第二年江泽民同志就到中央任总书记去了。他很关心这些问题。到现在,这些也都是大问题,水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还有人才问题、西北大开发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我现在每天还要看很多报纸,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社会科学报》、《上海科技报》等。杂志也看得很多,如大家院里有些杂志,还有社联的两个杂志,以及其他的杂志。看嘛分两种,一种是粗看,一种是细看。一般的问题可以粗看,自己关心的问题、比较重大的问题,需要仔仔细细地看。我以前在院里说,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并重,现在还是抱这样的态度。特别是上海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上海,因为上海的很多问题也牵涉到全国,特别是上海有些课题,文史哲的基础研究,不能在上海就研究上海问题。江泽民同志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是很重视的,邓小平同志也是这样的。就怕有的东西不重视,跨掉了,没有了。研究上海史,外国人现在也很重视,他们研究得很细致。我觉得过去汪道涵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红楼梦》是一部经典小说,其意义决不限于小说本身。它把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等都反映出来了。外国人在研究,大家自己不研究,这算什么?应该有人专门研究红楼梦。人家外国人在研究,当然有些是外籍华人,大家自己没有人能跟人家交流,这不象话。中国自己的文学经典啊。

我几年前就提出来,譬如说印度要注意。最近看它上来的势头也比较快。在未来的发展里头,印度的位次被排得很高。总的来说,它的基础教育看看也不怎么样,但是它高等教育抓得很紧。高科技方面,先进的App方面,它也发展得很快。还有能源问题,大家有些行业,不该投资的,重复建设,浪费能源。大家又不是资源很丰富的国家,而是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口这么多,是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当低的国家,但是还这样浪费。大家有些行业、有些企业、有些单位,能源的消耗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可能存在10倍的差距。大家一个是技术落后,一个是管理的问题,浪费这么严重的企业,还在重复建设,投入下去产出很少,还污染环境。印度据说正赶上去,它的资源消耗比是发达国家的2倍,大家是10倍。它比大家好。当然总体来说,确实大家还是比它高,GDP比它高。但它有些方面超过大家了,比如App行业。据说,再隔20年的话,可能是美国第一,中国和印度都能够超过日本。现在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印度紧跟在大家后面啊。

我觉得,专长是重要的,但是面广一些好。特别是研究的方法等,都是相通的。总之,面和线结合,融会各种研究方法,就容易抓住机会; 机会要你做什么,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

 

[口述者概况] 张仲礼,1920年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8年、1953年先后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曾任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历任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院长、顾问,第六—一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科研与教学,著述甚丰。

[整理者概况]施扣柱副研究员,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历史研究所 200235



[1] 和安小学,1906年开办,创办人毛吉生。地址新闸北成都路979号。19278月改为市立。参见上海特别市立和安小学校编《大家的轨道—和安小学新普京初集》,1930年;许晚成编《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1935年。

[2] 南洋模范小学,1900年创办,原名南洋大学附属小学,地址交通大学南院,1927年改私立。参见许晚成编《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

[3] 和安小学创办人毛吉生,长校20余载,深受师生拥戴。1928年称病辞职后,全体校友决议立纪念碑于校内,并赠其匾额一方,上题“为国储材”。校友会还曾向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局请求给予毛校长以养老金。参见上海特别市立和安小学校编《和安校友录》序,1932年版。

[4] 近代上海幼儿教育在全国虽尚属领先,但数量仍较少,社会对学前教育亦远不若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以1946年为例,全市市立、私立(含未立案) 幼稚园总数仅为515个、在园儿童26873名。接受学前教育者可谓寥寥无几。参见民国35年《上海市教育统计》,第58-67页。

 

[5] 张先生祖籍江苏无锡,祖父早年来沪经商。父亲为上海邮政局高级职员,毕业于工部局华童公学。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曾在无锡读过小学。张先生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兄长1人,下有弟妹6人。除妹妹于高中因病早逝外,其余7人均接受高等教育。

[6] 工部局育才公学,原名育才书社,英人嘉道理(Eills Kadoorie ) 1901年创办。1912年改为工部局育才公学。抗战胜利后,收归市立,改名育才中学。1950年后为市重点中学。参见许晚成编《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志研究室编《上海市学校新普京》,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7] 因华人争取受教育权之斗争和与华界学校的竞争需求,工部局曾在界内设立华童公学5所、华童小学9所、华人青年工人夜学及夜小学4所。参见李清悚、顾岳中编《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附表二、表三、表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8] 圣约翰大学,近代中国著名教会学校之一,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沪创办。初名圣约翰书院,1886年改名圣约翰学校,1892年始设大学课程,1905年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组成完全大学,1906年在华盛顿注册,从此各学院毕业生开始授予学位。1909年,为便于毕业生出国留学与国外学校学年衔接,将学年冬季结束改为夏季结束。1925年五卅运动中,校长卜舫济粗暴干涉学生游行示威,许多中国学生与员工联合签名离校,另组光华大学。1927年北伐军抵沪,学校短暂停办。美国教会总部派调查团来华调查后, 改组约大,设立驻华董事会、以华人为副校长及教务主任,将学校部分行政权交与华人。1947年向中国政府立案。1952年院系调整,各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圣约翰大学宣告结束。参见忻福良等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5-47页。

 

[9] 张仲礼先生曾任第六——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共提出61个议案,其中通过或吸取进相关法的有1个,列为一号议案的有8个。所提议案涉及促进国家统一、国家反腐败、违宪审查制度、政府采购、行政程序、国旗、宏观调控、证券、期货交易、货币发行、宏观金融稳定、国际金融租赁、信托、信贷、票据、债权债务、劳役抵债、工资、涉外企业、反倾销、外商企业财产登记管理、保税区管理、商典、电子商务、信息安全保护、商业秘密保护、产权交易、中介市场、玩具生产销售、太湖流域协调发展规划管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汽车尾气排放、基因资源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老年人权益保护、合作社、司法说明、仲裁、强制实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有企业经营者更换、上海住房银行、农业投资、社会救济、专业技术职称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重大问题。有“议案大王”之美誉。参见毛增余主编《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4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221页。

 

[10]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生于美国纽约,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学位与纽约神学院学士学位。1886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任上海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继任该校主任。1896年始任校长,至1941年因年老辞校长职,改任名誉校长。长校期间,曾兼任文理学院院长、兼管中学部,教授英语和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课程。同时担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员会会长、皇家亚洲学会会长等职。业余喜好研究中国历史,撰写并出版《中国之暴动》、《中国之危机》、《中国历史大纲》、《中国历史概略》、《上海简史》等书。1944年返回纽约。1946年再度来华,翌年病逝护上。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813页;忻福良等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第35-47;长宁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宁区志》,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6-1107页。

 

[11]上海法政学院,初名私立上海法政大学,19249月创办,1929年改名上海法政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院暂停,改为私立上海法政学院办事处。与法国总领事协商后,对外称中法私立上海法商学院。19438月,经教育部批准迁至安徽屯溪复学。19461月迁返上海金神甫路(今瑞金二路) 打浦桥原校址。19518月与诚明文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等6院校合并。参见忻福良等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第192页。

[12] 市西中学,1946年由原西侨男中、女中合并而来,地址愚园路404号。1959年起为市重点中学。参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志研究室编《上海市学校新普京》,第301页。

[13] 格致中学,前身为格致书院。1874年徐寿和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 向中外绅商集资创办,地址北海路。因中外董事意见分歧,1900年书院停办。1913年华董决议改组,呈报公共租界工部局,改办华童公学,名工部局格致公学,1917年开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借他校复课,改名上海特别市市立格致中学。抗战胜利后,易名上海市市立格致中学。1946年回原址上课。1958年定为市重点中学。参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志研究室编《上海市学校新普京》,第28

[14]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前身为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年冬由施肇基捐资建立,校长唐文治。1927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30年,定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内迁。1939年春在沪设补习部, 同年8月增设5年制专修科。1947年该科迁返无锡与校本部合并。1949年下半年,其在沪剩余部分全部迁回无锡,沪校建制撤消。此处指其沪校。参见忻福良等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第261页。

[15] 正中中学,私立立案学校,19292月租赁中正东路160号大厦5楼创办,首任校长谢鸣九。参见《上海市中等教育新普京》,第118页。

 

[16] 赵传家(1897-1993)浙江嵊县人。1924年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在绍兴、杭州两地中学任教。后任小学校长、上海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干事。1936年留美攻读教育学与行政管理学,1938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上海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千事。抗战期间,任基督教联合中学(后改为华东联合中学) 校董会主席,并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共同举办难童收容所。战后奉命接收原西童男中与女中,并受命创办市西中学,出任校长。后曾任民进上海市委顾问、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等。参见《静安区志》,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出版社,1996年版,1072页。

[17] 清末以来自费留学向无考试,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国外留学规程》,规定自费生须呈缴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证书、经审查核准再行发给留学证书,对自费留学开始予以限制。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抗战胜利前夕,为战后重建、亟须人才计,废止前项留学限制,规定凡志愿出国留学者,均须考试及格,方能领取留学证书出外留学。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于1944年在重庆举办,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暨公费生留学考试于1946年在全国九大城市同时举行。张先生1946年在上海参加留学考试, 名列经济类179名发榜考生第2名。参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总第879-883页。

[18] 震旦大学,近代上海著名天主教会学校之一,马相伯捐私产创办。原名震旦学院,1903年正式开学。1905

年,天主教会排挤马相伯,接管震旦,法籍神父南从周自任院长。1908年,从徐家汇原址迁入卢家湾广慈医院东首。1917年,改名震旦大学。1932年,向中国政府立案。1952年其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等合组上海第二医学院,其他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等。其校址为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所在地。参见忻福良等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第192页。

[19] 张仲礼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等。

 

文字:施扣柱整理|图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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