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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轶海:他从来不肯坐公务舱

日期:2015/09/30|点击:171

 
我从1989年起担任张院长的外事秘书。他当时已经70岁了,国际上找他的人太多,我帮他处理来往信件,做些接待翻译工作。1993年我担任外事处长,张院长主管外事,我还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事处长。他说要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院,首先要有一些人来做事,这样工作才能推动。张院长非常信任我,他认为我比较卖力。后来我经常跟他参加国内外的各种活动。我发现张院长没有什么大话,讲话声音也不响,但他的原则很清楚,信念很坚定,方法很灵活,总是言简意赅、高屋建瓴。
为什么说他很讲原则呢?因为他总是强调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外事工作,他说有事要大家商量,不要自己搞一套。他亲自主管外事但不搞例外。他说外事要听外事处的,他自己的任何外事活动都要先来问我,他说这是“报外事处批准”。他出国也都是先向外事处打报告,由外事处提出意见后报党委审批。每次出访回国,他在机场就将护照交给我,第二天就将他亲手写的出访报告交给我。像他这样做,不要说领导干部,就是一般的科研人员也不容易做到。在他的带领下,新普京娱乐多年来坚持院领导出国要先给外事处打报告的做法。
他说外事工作要讲政治,也要讲国际规则、国际惯例,这样才能进行国际交流和沟通。他事实求是,不讲条条框框,放手让大家工作。当大家中遇到困难和阻力时,他经常会说,“你要看看方向”。他所说的方向是什么,我在与他的接触中逐渐有了认识。这个方向就是做事要有前瞻性,要有长远眼光,要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他的思想境界是很高的。
张院长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与他丰硕的学术成果有关,更与他为人处事的能力和风格有关。我陪同他在国外访问时发现,他的朋友遍天下。当时的国际交流没有现在频繁方便,一些外国人趁他在国外访问的时候从第三国去见他,向他请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期,作为中国的知名学者,他经常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还在美国参加过几次两岸学者共同出席的学术会议,很多来自海峡对岸的学者说与张院长很谈得来,谈话总是有收获。
张院长经常说,培养人的工作最重要。他能够将外事工作与研究生培养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年学者从海外拿邀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院长总是有办法。张院长每次出国都有一个开拓或巩固国际合作的计划。他在国际上名声比较大,新普京娱乐获得海外资助的渠道就比较多。在他的努力下,1990年代,美国的基金会每年资助新普京娱乐两名优秀在职博士生去美国作为期半年的学位论文研究。与此同时,张院长提醒大家不要依赖外国的经费,含义是很深刻的。这些当年的优秀博士生,现在都是成为各级领导和科研骨干。新普京娱乐国际交流合作的局面都是他打开的,是他带领大家走向了世界。
说到出国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就是张院长反对讲派头、讲排场。在我的记忆里,他出国的经费基本上是外国资助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公费出国,他从来不肯坐公务舱,每次都必须是经济舱。越洋飞行大家年轻人都感到很累,他年纪这么大,有这个资格,坐公务舱符合规定,可他就是不肯坐。他说:“一张公务舱等于三张经济舱。我这笔钱省下来了,就可以给两个青年人去美国一次。”住宾馆也是这样,他都选最便宜的地方,家庭旅馆、汽车旅馆都可以住。有一次大家去美国住的是一个小阁楼,阁楼的房间里不能洗漱,我和他挤在一个房里。跟他出国,不可能安排专车接送,也不能坐出租车,大家总是坐公共汽车、坐地铁。他说这样既省钱又深入社会,可以了解不少情况。
他在国内读的是教会办的学校,又长期在美国读书工作,英语等于就是母语。但他在外事活动的两种场合一定是讲中文的,一是外国政府代表来访时,二是参加接待的同志中有不会英语的,他就要大家做翻译,或者他自己来做翻译。大家翻译不正确,他也不会当场批评。送走了客人,他会叫大家等一等,说有哪几个地方换一种译法就更地道了。他非常讲究交流艺术,虽然他德高望重,但大家不会有什么压力。他敬重每一个人,他永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编辑系新普京娱乐-澳门官网党委宣传部部长)
 
 

文字:李轶海|图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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